拜仁况钟的后人,孔尚任桃花扇
分类:党建研究

况钟别名黄钟、况伯律、况龙岗、况如愚等,生于江西靖安,是明朝著名官员,人们称他为“况青天”,与包拯、海瑞并称中国民间三大青天。况钟曾三任苏州府长达十三年、政绩斐然,是苏州知府中最著名的一个,也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他的刚正清廉人尽皆知。况钟著有《劝农诗》、《又勉子侄诗》等作品,于1443年逝世,苏州人民悲痛不已。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况钟(1383--1443),生于江西靖安县的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幼时家庭贫困,7岁丧母,从小受到生活磨炼。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况钟对书法很感兴趣,曾经刻苦练习,无论是正楷、隶书、行书,他都写得很好。 担任书吏 况钟原本会按照父母的愿望刻苦读书,获取功名。但在永乐四年,县令俞益却改变了况钟的人生道路。俞益需要一个精通文理、能干练达的书吏,千挑万选,选中了况钟。况钟的父母心里是不愿意的,但俞益对他们说:“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而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说汉代的萧何、曹参,位至相国,唐代就有孙伏伽和张元素,前者成为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有什么不好呢?”况钟从此放下功名,跟随俞益作为礼曹吏员。 任职礼部 九年任满后,俞益向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介绍况钟,经永乐帝面测抉用为礼部六品主事。 永乐十二年,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 永乐十三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并对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而推行的三途并用之策遵行不悖,但是他对书吏却抱有很大的偏见。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况钟书吏起家,能被皇帝直接任命为正六品的官员,可见况钟很得成祖的赏识。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 永乐十五年,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永乐二十一年况钟九年考满,在九年的任期中,由于他勤谨廉洁,博识干练,又任劳任怨,极得朝廷赏识(仅永乐帝的奖赐就有31次之多),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 宣德四年,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三任知府 宣德五年经蹇义、胡濙等荐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者等待他去处理。开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站在他四周,看他如何理事。他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按群吏的欲望办事,群吏们都很高兴,私下以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某某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强行我做的!你们有些人长期以来玩弄这种手段,罪当死!于是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大震全府,上下都奉法职守。 明朝军人立有军籍,是世袭的。在卫所当兵的死了或逃亡了,要在原籍勾取他子弟或孙子补充。宣德三年,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人民惨遭残害。《吴江县志》记载:“县民被冤为军者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杀者不可胜计。以一府七县计之,则其数愈多矣。”况钟上任后,看到这些受尽冤屈的人民,“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问明原由,上奏皇帝,指责:“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择当否,悉驱罗网而骈驽之。其意以能为国家益数千百辈军,殊不知事体非宜,为国生怨,其失尤大也。”在况钟的奏请下,一百六十人免除了军役,一千二百四十人只本身服役,免除世役。 苏州官田的租非常重,一亩田“科米不等,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然下了诏书减官长工租,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上奏请减官租,被户部驳回不准,他一再上疏,指了如果不减,“仍照旧额征粮,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经过多次上奏力争,宣德七年得到宣宗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被重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苏州人民松了一口气。接着,他率领苏州民众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建立济家仓,赈济灾民。 况钟在任苏州知府前,前任知府对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上任后,着手处理这些案件。苏州府管辖七个县:吴县、吴江、长洲、常熟、嘉定、昆山、崇明,况钟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也是一个佐证。 况钟还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他“兴学礼士,苏人至今育之。”对贫穷的读书人给予给予接济,有才学的还向朝廷推荐。儒生邹亮有才学,“钟欲荐其才于朝,会有以匿名书数亮过失,潜揭于府治之门者。钟得书笑曰:‘彼欲沮吾荐,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学可用,召试有验,授吏、弄二部司务,转监察御史。”祝允明说:“于庠校师徒加礼……师徒每入郡白事,必延之内室,坐而啜敬谈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则慢之。”可见况钟对学校师生的重视和优待,但不徇私开后门。 宣德六年,况钟丧母,按照礼制,他必须回靖安原籍守丧(“丁忧”),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于是苏州二千多人向巡按御史金讠廉请愿,“请求夺情起复”。苏州人民还编了首歌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并把这首歌谣抄在纸上,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明政府接受了人民要求,下旨况钟缩短“守孝”期,重回苏州做官。 宣德十年,况钟进京述职,苏州人民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正统元年,况钟再次回到苏州。 正统四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赴北京考绩,朝见皇帝。况钟赴京后,苏州人民八万人又上书挽留,要求况钟再次回苏州,明英宗接受苏州人民的请求,赐况钟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 拜仁,身后之事 正统七年12月,况钟病死苏州任所,终年六十岁。况钟灵柩运回江西时,“民多垂泣送其柩归”。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作为纪念。 1956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观看,况钟的清官之名享誉全国。2014年7月,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长篇历史小说《清官况钟》,全方位刻画了一个刚正不阿、智勇双全、情义兼具、受民爱戴的清官形象,激励国家公职人员树立高尚道德操守。况钟的后人 况钟祖上是南宋迁居靖安的况升,他的父亲况仲谦是个遗孤,被黄胜祖收养。 况钟有一个后人况廷秀,曾在《太守列传编年》一书中记载了况钟生平事迹。况钟的故事 举荐邹亮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注重开办地方学校,招收学生,以儒教培养学生。还重视招收贫困学生,并给他们一定的救济,使很多单门寒士得以成就学业。有一个叫邹亮的曾经向况钟献诗,请他指点。他看后很高兴,觉得邹亮很有才华,便推荐他当官。有的人为此写匿名信诬陷邹亮,况钟看信后风趣地说:“这不过是想要我更快地提拔邹亮而已。”不久,邹亮果然被提任为吏、刑二部司务,后又升为御史,并成为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 两袖清风 正统四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要赴北京考绩,朝见皇帝。在明朝,地方官进京朝见,一般都要带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名产土仪,遍送京城里的势宦权贵,明代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驻袋口,都将去京里抖。”而况钟进京朝见,却两袖清风,不带一锱一铢。他赴京临行时,作诗和前来饯行的苏州人民告别。 刚正不阿 苏州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是江南巡抚的治所。这里主办织造的太监,往来于沿江沿海的卫所军官,地方的乡宦豪富,都是权势显赫、违法害民的豪强。况钟刚正不阿,不向宦官、豪强低头,对欺压人民、横行不法的宦官、豪强,均予以坚决的打击。他到任勤俭州后,忠实地执行了明宣宗的旨意,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当众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又对苏州府管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他这种这种不畏权势、伸张正义的行为为世人所称颂。《明史》记载:“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周述:“击锄豪强,赈恒穷困。”连批评他是“轻听躁动之人”的沈德符,也不得不肯定他“能抑豪强”而得到人民的称誉。人物评价 总评 况钟家境贫寒,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况钟在礼部任职十五年,官声很好,得到大学士杨士奇等大臣的器重。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前后各届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先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动不动对百姓处以酷刑,他先后酌情予以减免者近一千四百余人。同时,他协同巡抚周忱,悉心筹划,为百姓奏免赋税粮七十余万石。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锄豪强,扶良善,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 历代评价 海瑞:“胜作十年救时宰相” 杨士奇:“十年不愧赵清献,七邑重逢张益州。” 李贽:“大抵钟为治,专戢豪狡,抚善良。” 舒梦兰:“太守祠前面女墙,城”南犹认况家坊。姑苏逸事乡人道,两字青天万古香。” 苏州沧浪亭五百贤侯祠像赞:“法行民乐,民留任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 张廷玉《明史》:“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

康同薇,出生广东南海,是康有为的女儿,曾从事新闻工作、翻译,担任过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的日文翻译、撰稿人,还曾创办《女学报》,是很有才华的女子。康同薇与康有为的弟子麦仲华结婚,生育子女较多,于1974年逝世。人物生平 教育 康有为认为“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后世之所以进步,变乱之所以减少,是《春秋》思想发扬的结果。《春秋》微言大义,包涵了孔子改制的思想。在阐释《春秋》经义的典籍中,有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和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传》、《榖梁传》三家。康有为信服今文经学派,他说《左传》但为鲁史,不传经义,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奥义,还要从《公羊》、《榖梁》二传入门。为了还《国语》之原貌,需要一番审视甄别,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这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由康同薇承担。这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耐心,也是一项繁重的文字工作,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据说这项工作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才有眉目。此外同薇还以二十四史为根据,编辑整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她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 成长 康有为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同薇看什么书,学哪些科目,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康有为的理想中,同薇最好做个报馆主笔或编辑记者,成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同薇确实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为了当报馆主笔,她发奋阅读,不断练笔,写出的文章很有气势。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办,同薇真的成了一名记者。由于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知新报》极力宣传康有为的维新主张,鼓吹变法理论,评议时政,报道中外近事,介绍西学,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康同薇在《知新报》第三十二、五十二册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有相当见地,是她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 工作 1897年2月22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华南宣传阵地。《知新报》创刊后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据《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①由于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正式的日文翻译,这可能同康同薇代替暂时离开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亻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②。据笔者统计,她的日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日文报纸: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太阳报》、日本《新闻报》等。 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期期首。她的文章用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纵横对比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要求变法以“振士气”、兴女学以强国的强烈愿望,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较深的文字功底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知新报》的其他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伯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经参与《知新报》的工作,到1898年2月11日开始成为该报的正式人员,这些新闻活动均早于裘毓芳在1898年5月11日开始《无锡白话报》的活动。因此,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新闻工作者。 思想 在《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中,她提出了什么是“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其应该担当的责任。接着她引证中外事例说明“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弱的道理,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数十年变法而不强的原因就是由士习的积弊造成士气不振。所以她呼吁要像公车上书那样,激励士气,合天下之士气,专心国事,中国必可救,国家必能强。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与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创办了《女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其开创意义不可低估。 在庚子勤王的那些日子里,康同薇是父亲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从康有为写给女儿同薇的多封信中可看出,大到勤王大业的成败,小到家中琐事的安排,他都与同薇商量,并交她去做。康有为听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立即写信叫同薇去见港督夫人,为自己辩护。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他想假列强之力迫慈禧下台,于是告诉同薇:“吾党欲再起,万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报》,言若那拉再临朝,诸贼柄政,必再杀西人云云以耸之。”同薇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不断撰文,配合父亲作舆论宣传。麦仲华与康同薇 1899年同薇与麦仲华在香港成婚。 麦仲华是康有为的弟子,字曼宣,广东顺德人。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康有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他常写信给同薇,让她照顾好麦家。但也有误解的时候,麦仲华疾恶如仇,思想有些激进,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这等于是背叛康有为。弟子中也有继续保皇的,如罗普。罗普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有一天康有为见到儿女亲家麦柏君,半是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康同薇的子女 康同薇与麦仲华生了好几个子女。康有为在有生之年没能抱上孙子,外孙外孙女却有一群。他对外孙们很是疼爱,一些外孙干脆由他供养上学。大外孙麦健曾一周岁生日时,远在南洋的外公欣然赋诗,表达自己的关爱和对第三代传人的企盼。人物评价 在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最为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昼夜奋笔疾书,向光绪帝进呈变法理论著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其中《日本变政考》最为重要,变法内容、变法步骤及变法纲领都包含在这一著作中。皇上频频地催要,康有为快速地编写,“一卷甫成,即进,上复催,又进一卷”。这本引起光绪皇帝极大兴趣,忙得康有为不可开交的著作,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的数年劳动分不开。正是她根据父亲提供的大量日文资料,将其译成中文,才使父亲得以集多年之力完成此书。

孔尚任出生山东曲阜,是孔子六十四代孙,清朝著名戏曲作家、诗人,与《长生殿》作者洪昇合称“南洪北孔”。孔尚任自幼学习儒家思想传统与学术,但屡试未第,后因其身份与才华得到康熙赏识,做了一段时间官,但最终离开官场,潜心创作,其代表作《桃花扇》为世人熟知。人物生平 早期阶段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35岁时,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修《家谱》与《阙里志》,教习礼乐子弟,采访工师,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因讲经、导览都能称旨,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对“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一面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 出仕创作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 康熙二十四年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意在于“清华要津”,现一旦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颇为失望。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表明,孔尚任正为《桃花扇》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这时,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所话朝皆换",竟秘而不为“门外人道”。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孔尚任回京,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前5年,他仍做国子监博士,三十四年秋升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三十九年三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并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也有演出。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同月即罢官。这时期,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终遭到冷遇,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10年中,他写了《岸堂稿》、《长留集》等诗文作品,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成。"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这些苦闷,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之类,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险恶的宦海风波、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的时候,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 抑郁离世 《桃花扇》脱稿后 9个月,即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孔尚任不是孔子的后代? 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当官第二年,孔尚任受命出差到淮阳一带。这里有很多明朝遗民,孔尚任任职期间交友很多同伙,收录了很多明朝仁人志士与卖国贼斗智斗勇的故事,决计为他们创作一个脚本。为了这个脚本,孔尚任的确踏遍一切南明故地,采访了浩大遗平易近。带着沉沉的资料,孔尚任回到北京闭关写稿。 可孔尚任就像着了魔似的齐心专心研究南明汗青,消费十年之久来创作《桃花扇》。果真,《桃花扇》一发行便流行京城,却也给他的宦途划下了句号。作为清朝的官员,不去写清朝,反而歌颂明朝护国豪杰,书中一句“只恐胜负无定局,治由人事乱由天。”更是让康熙起了杀心。 康熙没想到切身御赐的政治典型,此刻给自己扇了一巴掌。这样的谋反罪平日都是要以灭门判定的,可碍于孔尚任的家族身份,假如真的判灭门了,这孔儒血脉断了,自己得被天下人痛骂,最后,孔尚任落得一个罢官的下场,当然不再克不及踏入宦海,也算是保住了本身和家族的命。 孔尚任墓,在孔林东北角,有墓碑,立于雍正十三年,上刻'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孔尚任桃花扇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作者将明末侯方域与秦淮艳姬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悲剧的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模式,男女之情与兴亡之感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然而由于作者所持立场的原因,其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很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存在歪曲。孔尚任地位 当时的清都北京,戏曲演出极为繁盛。孔尚任在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康熙三十三年,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在景云部演出,颇得观众赞许。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脱稿。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一时轰动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当时与《长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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