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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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焦南峰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贾连敏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浚县文物旅游局    发掘领队:刘海旺

    2012年4月中旬,根据群众举报,在西安市北三环外西席村、高庙村北农田中两处挖沙坑内发现对两座暴露出的秦汉古桥,我们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其开展了考古调查,确认西席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部城门厨城门,高庙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东端城门洛城门。为示区别,西席村北古桥称“厨城门桥”,高庙村北古桥称“洛城门桥”。后在周围区域调查中,于厨城门桥西侧约200米处发现另一古桥遗址,编号为“厨城门二号桥”。

 
    龙山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遗址现今地貌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依低矮的山丘,西侧有闹峪河自南向北缓缓注入丹江。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2008—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3600平方米。

   
    黎阳仓是隋代著名粮仓之一,它的设置和使用对隋王朝的国运影响巨大。据《隋书?食货志》等史书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是黎阳仓建置之始。随后,由于南北运河的开通,黎阳仓成了隋炀帝经略东北边境的物资供给后方基地,但也成了瓦岗起义军从失败走向强盛的转折之地。北宋晚期画家、诗人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记有:“予尝登大伾,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这说明至北宋末年黎阳仓遗迹犹存,后逐渐堙没而失去所在确切位置。建国后虽经过多次文物调查,但始终没有确定黎阳仓遗址的确切位置。   

    一  厨城门桥   

  
    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范围约14万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包含仰韶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时期遗存,另有少量西周、汉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遗存。发现有仰韶时代晚期的城墙、壕沟、河道及房址75座、祭祀遗存7个、陶窑3座、灰坑84个、沟5条、瓮棺葬6个;屈家岭文化房址36座、灰坑202个、沟5条、墓葬6座、瓮棺葬11个;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灰坑187个、瓮棺葬5个;西周时期灰坑4个、沟1条、墓葬12座;汉代灰坑10个、沟3条、墓葬31座;宋元灰坑14个、沟2条、墓葬9座;明清灰坑1个、沟2条、墓葬16座。其中,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为配合中国大运河(隋唐永济渠)“申遗”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科学指导和河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2011年10月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浚县文物旅游局合作,对文献记载中黎阳仓遗址可能的位置地点——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前街东关囤上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该遗址就是黎阳仓遗址,位于大伾山北麓,东距215省道约600米。因地处今浚县县城城区内,部分遗址已被东关村居民住宅所占压(图2)。在大伾山北麓可勘探的区域内进行的勘探中,发现与黎阳仓有关的主要遗迹有:仓城城墙、护城壕沟、夯土基址、仓窖遗迹、大型建筑基址、道路、墓葬、沟渠和灰坑等。

    厨城门桥,南北向,位于西安市沣东新城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汉长安城北墙城门位置据考古所1957年9月实测《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及地形图》),正北38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0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西北6800米左右为咸阳宫一号、二号遗址,向东与同时发现的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有关数值均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软件计算,下同)。

     一、主要考古发现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11年12月,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为2800多平方米。清理涉及黎阳仓仓城城墙与护城壕,3座隋唐时期仓窖遗存,隋唐时期专用漕渠(南端),以及不同时期墓葬11座,灰坑100余个,路1条,灶15 个,同时还清理出北宋时期大型建筑基址2处等。

  
    厨城门桥,发现于一个东西90米、南北65米,面积约5850平方米的挖沙坑内。该坑在去掉2.4米左右土层后,即在沙层表面暴露出桥桩顶部。由于挖取表面土层是用机械施工,故暴露于沙层面的古桥桥桩顶端均遭机械碾压,桥桩顶部原状遭到严重破坏,原始情况已然不详。在去掉表层土层后开始挖沙,至考古调查时,已由西向东挖沙3900平方米左右,深10.3米,给古桥西侧造成严重破坏。在挖沙过程中掘出的古桥桥桩、石构件,散乱堆砌在挖沙坑中约70平方米的地方。在北侧、西侧沙土堆中,零星散落方形、五边形石构件。

    勘探和发掘表明,该聚落遗址仰韶时代晚期的地貌和现今地貌差别较大,有一条古河道穿遗址南部而过,在遗址东面折向西北,两端均与现在的闹峪河河床相连,根据测量,古河道西南端河底卵石层与现今闹峪河河漫滩卵石层高程基本一致。古河道宽70--150米,河床与聚落生活面的高差为2—4米。为了解古河道情况,我们在遗址南部开探沟1条(TG3),发现仰韶时代晚期人们向河边倾倒垃圾而形成的倾斜地层,这就说明,仰韶时代晚期以前,这条古河道就已存在。古河道直至汉代以后才被逐渐堆积平。

 

  
    厨城门桥的地层堆积暂可从挖沙坑东部南壁了解,一般在现地表下有一层厚约0.8米的垃圾填埋层,之下0.45米左右为扰土层,下为厚达0.95米汉代文化层,桥桩顶端即叠压于汉代文化层下,竖直立于原应为河道的淤土、沙层之中。

  
    城墙依遗址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建,共修筑两段,均位于现地表以下。一段位于遗址东北部边缘,沿古河道修建,呈东南---西北走向。东南端起于古河道转弯处,西北端止于遗址西北部。长约166.6米,底宽14—28米,现存最高处高约2.1米,东南端宽,西北端窄。方向135度。从TG1剖面来看,其建筑结构为: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中间为宽约4.4米的主体,主体内外两侧为护坡。主体共分6层,每层厚度为0.15---0.3米不等,结构致密,应经过夯打,但没有发现明显的夯窝。内护坡根据土色共分11大层,每大层内又可分出若干小层,小层厚约6厘米。外护坡根据土色共分8大层,其中最外三层含沙量较大,且含有较多的螺壳碎末,应是后来对城墙外侧的加固和修补。主体及护坡建筑用土主要取自当地三种颜色的原生土,外护坡最外三层用土可能取自当时城墙外的於土。TG2剖面情况和TG1基本相同。城墙外有壕沟,壕沟紧挨城墙,和城墙走向一致,东南段和古河道有交叉现象,西北段逐渐偏离河道。宽约14米,比古河道深1米。和城墙底部的高差2-2.4米。   

图片 1 

 

    另一段城墙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边缘,呈东北---西南走向,和遗址东北部城墙大体垂直。长约165米,底宽20—31米,现存最高处高约1.6米。其建筑方法与结构和遗址东北部城墙一致。内护坡根据土色可分为8层,在第1层和第2层、第3层和第4层、第5层和第6层之间均发现有青灰色土层,厚6—10厘米,含有红烧土粒、炭灰等,此种土层应是经过人类较长时期活动而形成,且在第2层青灰色土下压有陶窑、瓮棺葬等遗迹。内护坡这3层青灰色土层及下压遗迹的存在,说明这段城墙的内护坡至少经过了四次加筑。城墙外护坡根据土色可分7层。城墙外侧有壕沟,宽17—20米,深约5.6米。紧挨城墙的壕沟当为人工挖成,遗址南部东西向壕沟应是借助自然冲沟加以整修而成。

 

图片 2

  
    仰韶时代晚期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城墙建造以前,在两段城墙下均压有这一阶段的遗存。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较广,遗迹类型丰富,这里应已经成为拥有相当人口规模的聚落。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沟、瓮棺葬等。F93是这一时期保存最好的一座长方形双间房址。该房址叠压在遗址东北部城墙内护坡之下,长10.6米,宽6.8米。残存的外墙厚0.45米,残存最高处高约0.37米。共分南北两间,每间火塘四周均发现有生活用陶器,种类有缸、盆、夹砂小陶罐、大口罐、泥质红陶杯、纺轮等。

黎阳仓遗址全景俯瞰

  
    经测量,在挖沙坑范围内暴露、破坏的厨城门桥,东西宽18.4米,南北长63米左右,原位未曾移动桥桩有70余根,散落堆置的桥桩数目尚无法统计。而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在挖沙坑北侧挖掘鱼塘的过程中,亦曾有木桩、瓦砾等遗存的较多发现。

 

 
    黎阳仓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300米,周长约1100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夯层厚0.10~0.15米,最厚为0.20米左右,夯窝直径0.05米左右。由于黎阳仓所在位置的坡状特点,城墙以对原地面略加平整就地夯筑而成。保存较好的仓城西北角北墙残宽6.2米,残高1.5米。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通过探沟解剖得知,墙体距现地表深2.9~3.15米,残宽5.5米。护城壕位于东墙东侧3.5米左右,宽3.9米。壕沟底中部发现与沟同向的两排密集柱洞,柱洞的直径在0.12~0.18米之间,是否为木桥遗迹,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确定。在东墙外侧约10米处还有另外一道壕沟。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城墙与护城壕之间的宋金时期地层下清理出一座五代墓葬和一座北宋时期墓葬,表明这里的城墙和护城壕早在五代就已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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