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仁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分类:集团新闻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孙国平 

  黄土高原南北横跨我国北方地区的半湿润与半干旱/干旱地区。该地区的史前农业是以粟黍作物种植为主的旱作农业。然而,在不同时空及环境单元下,粟黍作物二者的比例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了更准确地了解黄土高原地区史前农业的历史,我们需要开展对不同区域史前农业种植类型的系统研究。

    2012年7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阿伯丁大学在我所八楼多功能厅正式签署合作研究协议。我所王巍所长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副校长Dominic Houlihan教授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我所科研处、科技考古中心多位研究人员及研究生、英国阿伯丁大学Keith教授等参加了签字仪式。
    双方与会人员首先分别作了自我介绍,重点就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作了简要说明。王巍所长对Dominic Houlihan教授和Keith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王所长从自身长期从事田野考古一线工作的实践出发,并结合我所正在承担的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情况,指出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成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与在世界考古学研究中处于前沿的欧洲同行一道,不断充实和加强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希望今后在这个框架性协议的基础上,推动具体研究课题的实施。科技考古中心袁靖主任也表示愿与英国阿伯丁大学的同行加强合作,为推动考古学研究中多个前沿课题的深入探讨共同努力。阿伯丁大学副校长Dominic Houlihan教授重点介绍了阿伯丁大学新建成的图书馆,指出知识正以数字化形式不断得以传播,希望此次合作能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Keith教授回忆了与我所科技考古中心10余年合作研究的历史,高度评价了该中心新建成的实验室,希望今后在动物考古、人骨研究等诸多领域加强合作。

    田螺山遗址南距河姆渡遗址7公里,自2004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和余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多次野外发掘,成为浙江省内迄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的多学科专家人数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2012年的田螺山发掘,按不同年份的不同工作区域划分,是第5次发掘的后半阶段。
   
   
    在新的发掘中,积极探索改进考古传统操作方法、手段和理念,努力做到:一、考古发掘传统方式与操作手段革新相结合;二、宏观考古与微观考古相结合;三、考古发掘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四、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相结合;五、自主考古与中外合作研究相结合,从而使保护棚内的发掘工作重点向遗址早期堆积继续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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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田螺山遗存的特殊丰富性,秉着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并重的精神,在发掘有序开展的同时,努力以全局眼光揭露和保护聚落遗迹,兼顾遗迹现场保护和展示的需要。在具体发掘中,除严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外,根据前些年全方位多学科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和学术目标,继续坚持保留、处理发掘出土的文化层全部土壤,以完整、科学地提取各类遗物,进行分类存放,并尽力把丰富和完整的各类遗物与多学科手段紧密有机结合,深入挖掘、提取、保存和阐释各类文化遗存的“全”信息和“潜”信息。

▲ 图一:研究区域遗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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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护棚内1200平方米发掘区的中部、东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初步清理出了以排桩式基础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典型遗迹局部。排桩大多露头于距地表2米多深的第⑦层下部,并穿过第⑧层,打破第⑨层,基本呈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两种垂直相交方向排列,木构建筑整体大致显示依托田螺山西南坡下湿软的海相沉积滩涂布置成东北-西南走向的干栏式长排房,单元和面积大小受发掘面积局限和因现场保护的需要,尚未清晰揭露。每根桩的粗细在1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的距离多数很近,约10~20厘米。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胡耀武教授与尚雪博士合作指导的博士生生膨菲,通过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开展合作,对榆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10处最新发掘的考古遗址或地点出土的大植物遗存进行分类鉴定和AMS-14C测年工作(图一)。同时,在重新量化分析黄土高原南、中和北部15处考古遗址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图一),考察了黄土高原南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先民的作物选择与布局,对该地区旱作农业类型取得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该项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The Holocene》。

 

  
    这些以打插密集排桩为基础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具有容易施工、承重性能不佳的特点,与河姆渡遗址和宁波江北区的傅家山遗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早期建筑遗迹非常相似,应属于干栏式木构建筑的第一阶段形态,以多点密集承重为技术特征,与早期低下的挖坑、木材加工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属河姆渡文化早期早段,距今7000年左右。在T205第⑦层下出土的有三级台阶的斜向放置的独木梯更直观地表明此阶段木构建筑的干栏式形态。

  1:大古界遗址;2:杨界沙遗址;3:圆疙瘩遗址;4:庙梁遗址;5:上阳洼地点;6:庙畔地点;7:井窑圪梁地点;8:后阳洼地点;9:瓦兹塔地点;10:大阳洼遗址;11:寨峁梁(高升等, 2016);12:木柱柱梁(郭小宁, 2017);13:石峁遗址(尹达, 2015; 高升, 2017); 14:神圪垯梁(郭小宁, 2017);15:南山头遗址(王欣等, 2015);16:下河遗址Ⅱ期(王欣, 2015);17:西山遗址(王欣, 2015);18:陶寺遗址(赵志军和何驽, 2006);19:案板遗址(刘晓媛, 2014);20:新街遗址(钟华等, 2015); 21:王家嘴地点(赵志军和徐良高,2004);22:鱼化寨遗址(赵志军等,2017);23:涑水谷地(Song et al., 2017);24:洛阳盆地(张俊娜等,2014);25:伊洛河盆地(Lee et al.,2007);

    此次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对动物遗存和古代黄牛与绵羊从西亚到东亚的传播进行联合研究;促进对古代卫生和饮食——人骨古病理学的共同研究;开展方法(尤其是DNA和稳定同位素技术方面的方法)交流,以追踪人类的迁徙和农业的发展;交流文化遗产及保护方面的专门知识;开发遥感方面的高新技术;双方学者(包括博士后和研究生)的学术访问等等。此次双方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将促进双方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科研合作,必将为我所在成果创新、人才交流、技术开发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双方考古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第二期的以挖坑埋柱方式布置粗大柱网作为建筑基础的遗迹,露头于第⑥层下部,而带方柱的柱坑大多开口于第⑥层下、打破第⑦层。这些木柱大多为直角方体或扁方体,加工异常规整,表面还保留较多的斧、锛等工具痕,很多方柱单体巨大,一边长有的达到50厘米以上,大多在边长30-40厘米,现存长度最长还有近3米,在少量几根已解剖到底的柱子下部还有呈直角形开凿的卯孔,可能与木材的砍伐和运输方式相关。如此巨大的方体木柱的出土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它们既代表了当时成熟的木构建筑加工和营建技术水平,也真切反映了先民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这些方柱的排列大多显示一定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长方形、方形的布局形态,所以说本期建筑遗迹的单元形态相对比较清楚,发掘区北部呈现南北长20多米、东西进深约8-10米的一个长排房单元,木柱单体略小。它的东南方向,出土了众多单体巨大的方柱,且大致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东西向坐落的建筑整体,面积近300平方米,从它所处的聚落偏中心位置和建筑规模来看,很可能属该村落中心大房子,并堪称是一座礼仪性建筑,而位于它西北面的规模略小的木构房屋,加上其北侧出土的大量日常生活废弃物,如牛、鹿、鱼等各种类的动物碎骨等,可表明它是一座村落日常居住建筑,并且它们两组建筑的有机布局也表明当时在同一村落中已出现了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现象。结合居住区西边木构寨墙和小河、独木桥,以及更外侧的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说初步探明了这一阶段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并为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段,距今6500年左右。

  该研究揭示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 1800年榆林地区的旱作农业始终是以粟黍两种作物为主,并获得了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3000~1800 B.C.)榆林地区先民以黍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新认识,初步厘清了榆林地区旱作农业发展的脉络。通过对大型聚落石峁遗址已有农作物遗存新的量化分析研究,揭示出该遗址粟占据农业生产的主体,而其他同时期小型遗址持续以黍为主。这暗示石峁先民与邻近小型聚落先民在作物选择中存在明显差异,作物组合呈现出“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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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黄土高原南北地区3500~2500 B.C.作物产量百分比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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