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和麦积山石窟,遵义皇坟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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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陶话彩(1)

贵州土司考古又获新成果——遵义皇坟嘴、赵家坝墓地考古发掘新的重要收获

发布时间:2018-07-17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彭万 周必素

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址申遗考古工作的基本框架下,从2012年至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龙屯、养马城等关屯遗址,对新蒲土司墓地、团溪雷水堰墓地等进行了系统清理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而播州杨氏13世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墓地,第一次发掘于1957年,仅仅对杨粲墓室进行了清理,对其墓地格局没有基本认识,而据杨粲墓出土墓志铭文“杨粲葬于本堡”的线索,皇坟嘴被史家推断为播州早期司治“白锦堡”所在地。带着以上两个目的,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于2017年2月启动对皇坟嘴墓地时隔60年后的的再次发掘,取得了新的重要收获:一是确定了杨粲墓前3座于早年即已开口的石室残墓为杨氏土司墓;二是在对白锦堡司治的寻找过程中,在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河相望的赵家坝发现两座石室残墓,其中的一座在1957年清理杨粲墓时一并进行过清理,并将女室雕刻搬迁至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经此次清理发掘,确定为土司墓,并发现了一座疑似土司夫人权殡厝葬墓,使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增加到5处。

皇坟嘴墓地

皇坟嘴墓地位于遵义市南部新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处在湘江主河道的二级台地上,皇坟嘴原称官坟嘴,也称之为“官坟坝”。宋代曾建白锦堡治于此,后迁至穆家川,遂废为墓地。墓地后方为台形地,在其上发现上、下两个清代营盘。墓地由杨粲墓、杨斌墓4座土司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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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坟嘴墓地和赵家坝墓地位置图

杨粲墓于1953年发现,2014年,为配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项目》的实施,对墓地进行系统勘察,并对杨粲墓前3座土司墓进行测绘、拓片、照相等资料收集工作,并将其编号为M2、M3、M4。此次对墓地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弄清了杨粲墓前3座土司墓葬的身份, M2、M3、M4分别为杨氏18世杨嘉贞、23世杨炯、27世杨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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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嘉贞墓左前方,距离杨粲墓100米左右,墓坐东向西。该墓为播州杨氏18世土司杨嘉贞夫妇合葬墓,为播州首座确认的元代土司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双室石室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封门、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墓室用红砂石构建而成。在墓室前发现拜台、墓道、排水沟、八字墙、隔墙、石台子等遗迹。男室底板石下存有腰坑,腰坑中置一方形石板,石板内凿有圆柱形孔,腰坑由于被盗,仅在里面发现鎏金青龙、玄武各一件,并在腰坑石内底部发现残损铜锣一件,青龙、玄武盛装于其内。在墓前隔墙处发现墓碑一通,墓碑正中篆书“资德大夫宣慰宣抚都指挥使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杨公之墓”,左上方楷书“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十二月十三日壬午”,右下方楷书“孝孙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户军元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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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墓右前方,距离杨粲墓130米左右,坐东向西。该墓为长方形双室合葬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由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均由整石板构筑而成。男室底板石下存有石质腰坑,遗物不存。男女墓室前中轴线上均发现墓志各一盒,墓志出土时盛装于石盒之中。杨炯墓志盖篆书“明故怀远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侯墓志铭”,志文楷书,约770字,记录了播州杨氏家族史、部分土司传承关系及杨炯事迹。田夫人墓志盖篆书“明故旌表贞节夫人田氏墓铭”,志文楷书,830余字,记载了田氏家族史、部分杨氏土司传承关系及田夫人守节事迹。由于该墓数次被盗,大多随葬品已不存,在清理女墓前室时出土有釉陶俑、骑马俑、铜器、棺环等40余件,男墓室前出土棺环、铁锁和瓦当,其中女室出土的陶俑较为完整,形象丰富,生动逼真,为研究明代播州服饰、雕塑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提供了丰富实物例证,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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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墓约200米,墓坐东朝西,该墓为杨斌夫妇合葬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墓门和后室组成,墓室由整石板构筑而成,内壁光滑,无雕刻。由于该墓被盗严重,仅在男室填土中发现泡钉3颗,在墓室外发现青石碑帽和一块残碑。1985年,曾在该墓南20米民房侧的土坎下出土一方墓志盖和一块残碑,碑下部分已残损,被砸断后埋入土中,碑正中篆书“诰封淑人谕祭旌表祈适名门克敦妇道相夫尽职训子承宗忠孝……”,碑上款楷书“嘉靖贰年癸未岁……”,下款亦为楷书“孝夫前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杨斌”,其下有正方形篆文图章一方,印文为“两朝赐蟒龙玉带”。据墓碑记载,此墓是明代播州土司杨斌夫人俞氏之墓无疑。这座墓葬结构、规模与高坪墓地5室墓和新蒲杨烈墓相同,是新确认的又一座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应该为播州杨氏27世土司杨斌夫妇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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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坝墓地

赵家坝墓地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沙新组大林山山腰,当地人称“官坟”,南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相望,相距仅600米。墓地由杨忠彦墓、杨元鼎墓和疑似土司夫人墓3座墓构成。经过发掘确认,墓地中的M1、M2为播州杨氏第19世土司杨忠彦墓、20世杨元鼎墓、M3应为明代某土司夫人墓。

杨忠彦墓右后方,坐北向南,墓葬处在大林山山腰,多次被盗,墓葬破坏极为严重,墓室均被打开。经清理,该墓为长方形三室合葬墓,墓顶封土大部分被破坏,残存封土高0.8米。三墓室结构基本相同,整个墓葬由封门、前室、墓门、后室及墓前四级台子组成,墓室材质为青石。在第二级台子上三墓室中轴线上位置原有三碑座、碑及碑帽,东室碑及碑座都已破坏,中室及西室碑座保存较好,碑座上饰莲瓣纹,发掘时西室墓碑座及碑帽垮塌于第三级台子上,碑断裂风化严重,碑帽雕成两面坡瓦顶样式。碑正中篆书“元故播郡夫人田氏之墓”,碑左侧从上至下楷书“……年岁丙子……冬念八日壬午”,碑右侧楷书 “孝孙□□大夫播……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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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鼎约20米,位于忠彦墓左前方,座北向南。该墓为长方形双室合葬墓,墓顶封土保存较好,残存封土东西长14.5、南北宽6米,残高1~1.6米。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整个墓葬由封门、前室、墓门和后室及墓前三级台子组成,墓室材质为青石、墓门及台子包边墙用红砂石。该墓多次被盗,大多随葬遗物已不见,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台子上发现的女室墓志铭,墓志由志盖和志文石组成,墓志保存较好。墓志碑文文字阴刻,女室墓志盖篆书“明故前资德大夫播州军民宣慰宣抚使上户军杨元鼎夫人播郡田氏夫人墓铭”,志文楷书,约980余字,记录了部分思州田氏家族史、播州杨氏土司传承关系、田夫人贤德事迹及其夫杨元鼎生平。根据墓志的相关记载,结合播州杨氏夫妇合葬的葬俗,确定该墓为播州杨氏20世土司杨元鼎夫妇合葬墓。另在女室前室的填土中出土香炉一件、瓶两件,出土时香炉位于两瓶中间,即通常所说的“三供”,三件器物均为仿古青铜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M3位于杨忠彦墓右前方,西距M2约40米。经清理,该墓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单室,封土基本不存,整个墓葬由墓室、墓道和墓前三级台子组成,墓室为土坑,中间放置棺椁,棺椁均已坍塌,但大致能看清其形状及结构,周边填满石块,墓道与墓室间有不规则石头垒砌成门的形状,墓道两边堆满石块。该墓未发现盗洞,但在棺椁内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也未见人骨痕迹,仅在棺内发现大量木炭。M3墓室前台子与M1、M2类似,结构基本相同,均用条石砌成包边石墙。在第一级台子上发现一双耳罐,上盖碗。在第二级台子上发现一整石雕成的碑座,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一残碑,正中可见篆书“……氏墓”,左侧可见楷书“……慰使司宣……”,由残碑可知,该墓与播州杨氏相关,结合墓葬规模、棺椁内情况及入葬位置,我们推测该墓应该为明代某土司夫人,该墓为暂时下葬的场所,后期经过迁葬后,墓葬即被废弃。

价值及意义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清理取得了系列成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及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通过两处墓地的发掘及墓主的确定,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由9座增至14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年代跨越元至明末,伴随着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土司管理制度的演进过程,为宋元明考古和土司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首次发现并确认3座元代土司墓葬,填补了播州元代土司墓的空白,且墓前建筑遗址保存基本完好,杨嘉贞墓腰坑内出土的“四神”,是目前播州杨氏墓葬中发现最早的实物资料,杨元鼎墓出土的“三供”仿古青铜器在播州也是首次发现,为元代播州历史、文化及元代中期以后至元明之际播州杨氏葬俗及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材料。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是继新蒲墓地、团溪墓地后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格局清楚,墓主等级身份及关系都很明晰,皇坟嘴墓地是目前确定的最早的一处附祖而葬的土司专属墓地,而赵家坝墓地却不附祖而葬,且有权殡夫人墓,可纵观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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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中鱼纹与鸟纹的朝向问题

基本信息:

    彩陶上平铺直叙的纹饰图案,似乎不会涉及到方向感问题。不过由史前彩陶纹饰的绘制看,纹饰方向应当是存在的,画工会有绘制的始点和终点,画工也会引导出观者的观察方向。至少部分彩陶纹饰是这样的,它们有固定的走势,有明确的方向感。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大量的二方连续构图中,纹饰有没有方向?不同纹饰布列时在方向上可能有不同考虑,由整体观察有没有倾向性的方向?确定这样的方向的出发点又是什么?这是几个相关联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纹饰的观察找到确定的答案。
    我们不妨先看看庙底沟文化之前的半坡文化彩陶纹饰有无确定的方向。
    不须仔细观看就会发现,半坡文化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几乎全是头右尾左的右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论是在西安半坡遗址,还是秦安的大地湾遗址,或是其他的半坡文化遗址,同类图案化的鱼纹,基本都是剪刀尾向左,大嘴大头向右(图1-1)。

编著:《丝路之魂:敦煌、龟兹、麦积山石窟》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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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图案有没有这样明确的方向感呢,也是有的。
    查陇县原子头见到的类似半坡文化的鱼纹,同半坡一样鱼头也向着右边,鱼尾向着左边。几处遗址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早期简化鱼纹,以圆点示意的鱼头也是无一例外地向着右边(图1-2)。华阴南城子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的彩陶鱼纹,也是头向右边。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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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在华县泉护村见到的十多例鸟纹,几乎全是头向右边(图1-3)。在扶风案板、华县西关堡和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鸟纹,无论是飞鸟立鸟,也都无一例外地是头向着右边,尖尖的翅与尾向着左边。

印刷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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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次:1

    彩陶几何纹的方向不易判断,但也还是有迹可寻。
    叶片纹的方向,基本上是向右上倾斜,大体为40度左右的倾角。如此地始终如一,如此地大范围趋同,这不是一种思维定式就是一种行为定式,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还要提到的是,叶片纹与其他纹饰同时出现时,一般也是取右上倾斜的角度。类似的纹饰在与其他纹饰组合出现时,只是偶尔才见到右下倾斜的角度。
    各处发现的“西阴纹”,它起翘的尖角总是指向右边,在大仰韶的分布区域,在它的影响区域,甚至在其他文化中见到的“西阴纹”,也都是这样的方向。尖角向左的“西阴纹”也并非绝对不见,但真想找出哪怕是一例来,也是非常之不容易。
    彩陶中的单旋纹,旋臂不论是向上还是向下,一般都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是一种右旋态势。
    彩陶中大量见到的双旋纹,两个旋臂旋转的方向,也常常是顺时针方向,与单旋纹方向一致。双旋纹的旋臂只是偶尔见到逆时针旋转的例子,如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和华县西关堡就有发现,但总体旋动趋势是顺时针方向。
    除了这样一些明显的例证,我们还看到有些带有斜线的纹饰单元,整体倾斜的方向大多也是取右上斜趋势。
    就彩陶而言,不论是庙底沟还是半坡文化,纹饰的这种右向走势值得关注。考虑到偶尔也有的相反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右势”作为纹饰的主导走势来认定。这种右势的确定,除了画工的传统习惯以外,也许还有其他的文化背景。
    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信息。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会不会与绘画的方式有关,会不会与画工运笔的主体方向有关。推测画工绘画的始点,由几何纹饰看,应当是从左到右的可能性最大,动笔方向是由左向右。不过由写实类的鱼纹和鸟纹看,如果还是这样的次序,那就要从尾部起绘,这样似乎是增大了绘画的难度,那是舍易求难了。
    以绘法而论,画鱼鸟图案应当是头左尾右,这样描绘才觉得更便利,这当然是从右利手的角度而言。我查阅了手边的一本《儿童绘画大参考》[ ],将书中的鱼纹作了统计,在合计33例鱼纹中只见到6例头向右的图形,其他全向左,向左的鱼纹占到82%。这就是说,现代人对于鱼类的绘画与观赏倾向是左势的。由右手绘画,一般情况下一定是先由左边起笔,画鱼这样的动物起笔要以头嘴开始,那自然多数的鱼纹都朝向左边方向游动了。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还有三种鱼的绘画动作程序的指导图示,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头嘴部位绘起,也无一例外地都是头向着左边(图1-4)。

ISBN:978722010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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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左向游动的这些鱼纹,毫无疑问是因为右手握笔的结果,是右利手习惯的必然作品。如此想来,对于庙底沟文化彩陶上右向游动的鱼纹来说,它的出现是否存在相反的前提条件?也许有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可能在彩陶绘制中存在“左利手”,是用左手在绘彩。左手绘彩,鸟头鱼头向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尤其是那鸟翅鸟尾,运笔的走势一定是由右至左,那起绘点应当是鸟头部位。
    这也许涉及到古老的人类“利手”问题。
    此前有一些研究者提到史前人类的利手习惯问题,以为制作石器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利手倾向。也有研究者通过野生黑猩猩的考察,认定黑猩猩惯用左手钓白蚁,统计出多数黑猩猩都是左利手。在一篇散文《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中,提及作者一些相关的探索结果[ ],其中的说法颇有借鉴意义。
    作者现场考察岩画时有一种感受,看到人面岩画全是正面头像,而动物岩画则全为侧面全身,一幅幅的动物岩刻让作者影影绰绰觉得“头朝右的动物比头朝左的动物要多”。后来翻检《贺兰山岩画》,一个动物一个动物地数,共统计了1866幅图,可以分辨出朝向的动物3871只,发现头向右的2514只(占64.94%),头朝左的1375只(占35.06%),两者之比为1.85比1。结果是发现头向右的动物图形约是头向左的两倍,不过作者作出了一个不准确的判断,认为这些动物图形是牧人用右手凿出来的。同彩陶一样,如果是用左手来凿刻这些头向右的动物,想必会更加得心应手。
    其他地区的动物岩画,与贺兰山的情形相似。内蒙古阿拉善发现的一处岩画,五六十个动物大多数都向着右方,向着左方的只有五六个,占10%左右(图1-5)。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及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散落其间的佛教石窟是漫漫丝路上一颗颗耀眼的明珠,其中为璀璨的如新疆龟兹石窟以及甘肃敦煌、麦积山石窟,见证了佛教艺术的东传与中国化,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纵然岁月减褪了壁画与雕塑的色彩,但凝聚的艺术之魂,千百年来依然鲜活灵动。龟兹石窟,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的第一站。它西承印度,对新疆以东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其中亚风格浓郁的“龟兹式”中心柱窟、大像窟、菱格构图壁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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